1966年人民大会堂遭子弹袭击周总理震怒：给予特赦严加管教阅读此文前，麻烦您点击一下“关注”，既方便您进行讨论与分享，又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，感谢您的支持！

　　人民大会堂位于北京西侧，这里是中国的宪政大厦，而且也是新北京乃至新中国的象征，许多世界瞩目的会议都在此举行。

　　1966年在戒备森严的人民大会堂会议厅之中，周总理正在和外国元首举行重要的会议。

　　不多时会议结束，而服务员却在打扫卫生、擦拭玻璃的时候，发现人民大会堂二楼的玻璃出现了裂痕。

　　不知道是什么利器将双层玻璃全部打穿，玻璃渣子碎了一地，这件事可谓非同小可。

　　就算在普通的民房发生这种事情，也是让人感到惊恐，更不用说是在国家接待外宾的最高殿堂。

　　但是警务人员在检查现场之后，却意外发现一颗弹头混杂在碎玻璃渣之中，那这件事情的性质就发生了改变。

　　周总理听到报告之后也是目瞪口呆，但也因为这种情况的发生，显得十分生气的，一方面是对安保系统不完善的责怪。

　　作为国家最高级别的会议中心，居然会发生这种危险的事情，并且还是在警卫并未察觉的情况下，这样的疏忽实在是太致命了。

　　第二方面更让周总理忧心忡忡，那时的国际环境十分动荡，新中国也才成立十几年，恶性事件还时有发生。

　　“这件事情必须要调查清楚，捉住罪犯，严惩凶手，同时在此期间，一定要加大力度的保证人民大会堂所有人员的安全，不可掉以轻心”。

　　安保工作出现如此纰漏，于桑是难辞其咎的，又受到了向来和善慈祥的总理批评。

　　他也知道此次事件绝不可小觑，只要犯罪嫌疑人一天不落网，总理和整个人民大会堂安保人员的心就会悬着。

　　于是他在当天便立即成立专案组调查此事，一定要将这起恶性枪击事件调查的水落石出。

　　其实于桑是一名老红军，早在1933年就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，并且还参加过长征。

　　1936年就已经有过公安局工作经历了，并且在延安期间，对防汉奸反特务以及敌人情报工作，都有过亮眼的表现，发挥了其重要的作用，他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。

　　并且，此时的于桑担任公安部副部长，这起案件也不是普通案件，不仅涉及到问题。而且事发地点是敏感的人民大会堂。

　　所以周总理必须找到一个背景清晰、对党忠诚、业务能力强的人来接手此事，所以选择于桑也是人尽其才了。

　　第二天，于桑便赶到事故现场，和专案组的同事们讨论，首先采用的最有效的调查方法，对子弹的射穿轨迹进行捕捉。

　　因为人民大会堂二楼，会议厅的玻璃是双层的，子弹在接触到第一层玻璃的时候，会发生轨迹的变化，这样就可以锁定射击的范围了。

　　在专案组的推断之下，发现拿枪射击的犯罪嫌疑人，距离大会堂仅为100米，专案组便将案发地点锁定在了长安街。

　　于是专案组一分钟也不耽误，首先，排查案发时间内在长安街的人民群众，搜查他们家里是否私藏，的口径，是否和射击人民大会堂的类似。

　　然后排查路过的车辆。因为长安街属于闹市区，嫌疑人不可能在大街上明目张胆的射击。

　　极有可能躲在车里。大家都希望能抓住这一条线索，将真正的凶手绳之以法。大家都以为这条线索会成为解开迷案的关键。

　　虽然在嫌疑日期之内，有一辆载着的大卡车路过长安街，但是卡车内的所有都未曾使用过，而且子弹也都是原封不动。

　　这条线索彻底断了。此时的专案组人员一筹莫展，好像是侦查方向出了问题，大家都疑惑道，可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？

　　虽然子弹弹头早已变形，但是依旧可以判断出撞击的力度， 此时身为专案组领导的于桑，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

　　所以，当真实案件发生的时候，一旦有些情况和资料上面显示不一致的话，就会出现无法解决的问题。

　　这名小警员叫做陈建华，当时的他还没有什么资历，但却鼓足勇气发表了自己的意见。

　　“两块玻璃碎裂不均匀，而且，两块玻璃的弹孔位置并非一条直线。因为人民大会堂的玻璃为特殊的防弹材质，所以当第一颗子弹穿破玻璃的时候，造成了很大的阻力，弹道轨迹发生了改变，便形成了这种情况。”

　　当时专案组推断的仅为一两百米的射击距离，是不符合实际的，实际的射击距离应该在更远的居民区。

　　但是因为长安街北面是人口集中的居民区，如果将范围扩大的话，排查的难度也会增加。这样破案的日期就会延长，也给了专案组很大的压力。

　　专案组找来了材质相同的双层防弹玻璃。而且子弹也为同样的型号，便开始了实验。

　　在几轮射击实验下来，发现在100米以内双层防弹玻璃，根本无法阻挡子弹的冲击，不仅玻璃被击的粉碎，而且两层玻璃的弹孔均为一条直线。

　　但是如果将涉及范围扩大到400米以外的话，就会出现和人民大会堂案发现场相同的情况。

　　实践大于理论，看来陈建华的设想并不是空口无凭。于是，专案组赶紧着手开始搜查。

　　不仅要搜查方圆400米开外的居民还有。而且这时候的国内并没有颁布相应的管理法。所以京城有些家庭是拥有私人的。

　　在专案组挨家挨户的搜索之下，有不少老百姓反映在当日上午，隐约听到了枪声，不过对于枪声的来源却都摇头表示不知道具体的方位。

　　专案组听到这个消息也并不气馁，至少可以沿着这条线一直寻找下去。但是这边住房较多，人口稠密，对于专案组也是不小的考验。

　　而且这里的家庭住户大部分都是老干部，大家的敲门声、询问声也会惊扰到他们，造成不好的影响。

　　正当专案组成员还在思索，是否有更好的办法来进行调查时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，一位老大爷的话吸引了大家的注意。

　　专案组的成员一听到这句话，便心里一惊，这个打鸟的举动，是否会和人民大会堂枪击案有联系呢？

　　于是在专案组和公安人员的询问下，最终将嫌疑锁定在了仅有16岁的李迪民身上。

　　原来李迪民是开国上将李达的儿子，由于李达在战争期间，作为曾经的军队领导，所以家中是有私人的。

　　他也表示自己曾在当日向天空射击，只是为了打麻雀而已，也不知道子弹会意外的飞到人民大会堂，并造成这么恶劣的影响。

　　专案组办案一向是讲究铁的证据，一丝一毫都不能有纰漏，于是便收缴了李迪民的。

　　在专业的检验部门对的弹药、膛线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后，最终锁定这把枪就是意外射击人民大会堂的罪魁祸首。

　　而案件结果下来之后，大家也都是啼笑皆非，本以为是一场恶性的射击案件。却只是孩子的顽皮之举！

　　这个轰动全国的枪击案件，仅四天就破案，最大的功臣则是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陈建华。

　　而是灵活的利用弹坑弹道技术来解谜破案，而以后的陈建华更是精心钻研弹痕和指纹，连续破获了几起国内的恶性案件，成为了国内的公安科技英才。

　　当周总理得知开枪的凶手仅为初中生，而且是上将之子的时候，也是怒火中烧，大声呵斥道：

　　“这些干部子弟真是胡作非为，竟然敢在闹市之中开枪，还把子弹打到了人民大会堂，幸亏没有造成人员伤亡，不然这个后果。谁也承担不了。”

　　虽然怒气未消，但是周总理也考虑到孩子的年纪还小，并且不是有意为之，不能给予严重的惩罚，便告知于桑，一定要让李达好好的管教，让孩子意识到错误不可再犯。

　　要知道当时的人民群众都才经历过艰难的战争，家家户户为了闹革命，几乎到了全民皆兵的地步，是以每户人家几乎都备有武器弹药。

　　可是现在新中国成立已经十几年了，社会不再是动乱不堪，人民也早已远离了战争，过上了平稳幸福的生活。

　　但是孩子却是乳臭未干，无所畏惧，不懂得如何安全的使用，迟早会造成难以挽回的严重后果。

　　而且整个北京泛滥已经到了不可控的地步，连孩子都能真枪实弹，毫无顾忌的拿枪射击，这以后还得捅出多大篓子呀！

　　要是以后人与人发生冲突，直接拿枪对射的话，那岂不是视法律为白纸，视人命为草芥吗？

　　毕竟是危险的，而且是难以管理和控制的，如果再不发布有关条例控制，禁止的话，情况会更加严重。

　　此时面对的情况已不再是孩子私自拿枪打鸟了，而是整个北京乃至全国的私有管理情况。

　　并且以最快的速度发布有关条令，要求政府体制内的由有关部门妥善保管，民间的一律收缴，一支不留。

　　至此，全国收缴的活动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，而贩卖、走私、私藏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。

　　而且周总理也试行了相关的管理法，为后期正式法律的颁布，打下了基调，奠定了基础。

　　没想到一场意外的人民大会堂枪击事件，一石激起千层浪，让禁枪运动和虎门销烟一样深远的影响了我们的祖祖代代。

　　同时不让凌驾于法律之上，营造全国稳定安全的社会环境，想必也是各位国家领导人的终身夙愿。